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鸵鸟”政策。这个靠坚船利炮征服大清帝国的强权，在对付大清海盗方面却顾虑重重。这种顾虑，并非来自军事力量上的对比。与悬挂着黑骷髅头旗帜的欧洲海盗们相比，大清海盗船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妈祖旗帜背后，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、经济乃至民族、种族之间的博弈。
大英帝国成为“鸵鸟”
1830年代，大英帝国的米字国旗已经在大清国门外猎猎迎风，但大清国依然紧闭大门，只留了个叫广州的小窗户，赏给“夷人”们一口饭吃。
那时候的英国官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：既要想方设法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，又要应对那些在英国国内都属违法却在中英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毒品（鸦片）生意。活跃在南海上的中国海盗，还没有被提到英国政府和海军的议事日程上来。
早在1825年6月，英国就通过了《鼓励捕获或摧毁海盗船只的法令》(anactforencouragingthecaptureordestructionofpiraticalshipsandvessels)，海盗无论生死，“价码”都是20英镑，成了真正的“猎头生意”。
但在中国海域，英国人却忍受了海盗们的一次次攻击，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曾经有一艘名为“屈服敦”号（troughton）的英国商船被掳，船上所有中国籍船员均被杀害，价值5万多英镑的货物也被抢，这样的重大事件令英国商界群情激奋，英国政府却依然保持了沉默。
大清国虽然为海盗们准备了类似凌迟等可怕的极刑，却有心无力；英国虽然有强大的海军，却有力无心。在这样的“力量空档”中，一些更有眼光的海盗乘机“从良”，由“豪夺”变为“巧取”，为商船队提供武装护航，收取“保护费”。尤其是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海盗们，摇身一变都成了护镖的“好人”，甚至垄断了宁波港的护航业务，一年的护航收入高达惊人的75万元（指鹰洋，以下同），而且可以堂皇进行，面子里子都有，海盗“从良”后利益更大。这些钻了政策空子的私航护航者，其对商业的危害并不亚于海盗，并且因为利益过于丰厚，还引起了血腥的内讧。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海上形势更为复杂。嗅觉灵敏的大清海盗们，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爱国旗号，仿佛高喊口号的唾沫星子，便能洗刷掉手上的所有血迹。他们开始大胆攻击西方船只，虽然因为西方商船防卫严密碍而多不得手，但还是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。1841年3月26日，大清海盗们成功地攻击了英国商船“布伦汉姆”号（blenheim），造成了三名英国海员死亡，令英侨社会大为震惊。
这一年年初，根据中英南京条约，久被海盗盘踞的香港割让给了英国，海盗便成为港英当局无法回避的首要难题。英国人在香港兴建了新监狱，第一拨“住户”就是海盗。新生的香港司法系统，每个月要审判60-90名中国嫌犯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海盗罪。而英国人自己催生的大规模鸦片走私贸易（鸦片贸易直到十多年后才在英国的炮口下变成“合法化”），因为暴利所在，已令香港成为走私者和海盗的巢穴。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，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