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鸵鸟”政策。这个靠坚船利炮征服大清帝国的强权,在对付大清海盗方面却顾虑重重。这种顾虑,并非来自军事力量上的对比。与悬挂着黑骷髅头旗帜的欧洲海盗们相比,大清海盗船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妈祖旗帜背后,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、经济乃至民族、种族之间的博弈。
大英帝国成为“鸵鸟”
1830年代,大英帝国的米字国旗已经在大清国门外猎猎迎风,但大清国依然紧闭大门,只留了个叫广州的小窗户,赏给“夷人”们一口饭吃。
那时候的英国官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:既要想方设法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,又要应对那些在英国国内都属违法却在中英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毒品(鸦片)生意。活跃在南海上的中国海盗,还没有被提到英国政府和海军的议事日程上来。
早在1825年6月,英国就通过了《鼓励捕获或摧毁海盗船只的法令》(anactforencouragingthecaptureordestructionofpiraticalshipsandvessels),海盗无论生死,“价码”都是20英镑,成了真正的“猎头生意”。
但在中国海域,英国人却忍受了海盗们的一次次攻击,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曾经有一艘名为“屈服敦”号(troughton)的英国商船被掳,船上所有中国籍船员均被杀害,价值5万多英镑的货物也被抢,这样的重大事件令英国商界群情激奋,英国政府却依然保持了沉默。
大清国虽然为海盗们准备了类似凌迟等可怕的极刑,却有心无力;英国虽然有强大的海军,却有力无心。在这样的“力量空档”中,一些更有眼光的海盗乘机“从良”,由“豪夺”变为“巧取”,为商船队提供武装护航,收取“保护费”。尤其是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海盗们,摇身一变都成了护镖的“好人”,甚至垄断了宁波港的护航业务,一年的护航收入高达惊人的75万元(指鹰洋,以下同),而且可以堂皇进行,面子里子都有,海盗“从良”后利益更大。这些钻了政策空子的私航护航者,其对商业的危害并不亚于海盗,并且因为利益过于丰厚,还引起了血腥的内讧。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,海上形势更为复杂。嗅觉灵敏的大清海盗们,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爱国旗号,仿佛高喊口号的唾沫星子,便能洗刷掉手上的所有血迹。他们开始大胆攻击西方船只,虽然因为西方商船防卫严密碍而多不得手,但还是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。1841年3月26日,大清海盗们成功地攻击了英国商船“布伦汉姆”号(blenheim),造成了三名英国海员死亡,令英侨社会大为震惊。
这一年年初,根据中英南京条约,久被海盗盘踞的香港割让给了英国,海盗便成为港英当局无法回避的首要难题。英国人在香港兴建了新监狱,第一拨“住户”就是海盗。新生的香港司法系统,每个月要审判60-90名中国嫌犯,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海盗罪。而英国人自己催生的大规模鸦片走私贸易(鸦片贸易直到十多年后才在英国的炮口下变成“合法化”),因为暴利所在,已令香港成为走私者和海盗的巢穴。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,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